趙團團:希臘化時期巴克特里亞地區(qū)的多元信仰與文化交融——以塔赫特-伊·桑金遺址為例(轉(zhuǎn)載于《歷史教學》)
[日期:2025-06-06] | 作者:歷史組 次瀏覽 | [字體:大 中 小] |
摘要:塔赫特-伊·桑金是巴克特里亞北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是希臘化時期阿姆河流域的宗教中心。城中的奧克蘇斯河神廟建于希臘化時代早期,香火一直很旺盛,沿用至公元3世紀貴霜時期。其建筑和出土文物展現(xiàn)了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奧克蘇斯河神廟內(nèi)供奉著多位神祇,接納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信眾前來朝拜。奧克蘇斯河神廟本就是為滿足當?shù)夭煌迦旱木用窈托疟娋裥枨蟮膱鏊?,神廟所代表的多元化和包容性都不言而喻,對王國區(qū)域統(tǒng)治的文化認同具有重要意義。
奧克蘇斯河寶藏(The Oxus Treasure)、阿伊·哈努姆遺址(Ai Khanoum)和塔赫特-伊·桑金遺址(Takht-i Sangin)的奧克蘇斯河神廟(The Oxus Temple),是巴克特里亞三處重要的考古發(fā)現(xiàn)。這三大發(fā)現(xiàn)對于了解波斯帝國和希臘化時期巴克特里亞的文明及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在對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的眾多研究中,相較于備受矚目的奧克蘇斯河寶藏和阿伊·哈努姆遺址,奧克蘇斯河神廟及其所在城市遺址的重要性似乎并未得到充分討論。
塔赫特-伊·桑金遺址位于塔吉克斯坦南部,是蘇聯(lián)考古學家在中亞的一處重要考古發(fā)掘點。20世紀上半葉,考古學家曾在該地開展過幾次簡單的發(fā)掘嘗試,但正式的發(fā)掘工作始自1976年,由李特文斯基(B. Litvinsky)和皮奇科揚(I. Pichikyan)主持。1968年,李特文斯基參與了由伯爾納(P. Bernard)主持的阿伊·哈努姆的考古項目。自那時起,李特文斯基便萌生了對塔赫特-伊·桑金遺址進行系統(tǒng)性發(fā)掘的想法。然而,由于資金缺位,發(fā)掘工作直到1976年才正式啟動。1991年因當?shù)卣謩邮?,發(fā)掘工作被迫終止。
自20世紀80年代起,李特文斯基和皮奇科揚(I. Pichikyan)陸續(xù)發(fā)表了關于塔赫特-伊·桑金遺址的考古簡報和研究成果。隨后,在1998—2010年期間,德魯吉妮娜(A. P. Druzhinina)主持了該遺址的第二次發(fā)掘工作。她與多位學者合作,在《美秀博物館公報》(Bulletin of Miho Museum)上發(fā)表了多篇考古簡報,這些簡報不僅公布了最新考古發(fā)現(xiàn),還對首次發(fā)掘的研究成果和記錄進行更新與修正,值得特別關注。此外,伯爾納從考古學的角度對古代塔赫特-伊·桑金城市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察;瑞秋·伍德(Rachel wood)探討了“混合性”(Hybridity)和“身份認同”(identity)理論對研究奧克蘇斯神廟出土的奉獻物的可行性;邁克爾·申卡(Michael Shenkar)從神廟建筑的角度分析希臘化時期伊朗世界的宗教;貢沃爾·林德斯特羅姆(Gunvor Lindstr?m)的系列文章從物質(zhì)文化的角度入手,關注奧克蘇斯神廟的宗教實踐等相關問題。國內(nèi)學者對該遺址的關注主要是城中的奧克蘇斯神廟,以此作為早期中亞圣火崇拜的一個例證。
綜合上述,當前國內(nèi)外學界對該遺址的研究,多集中于神廟建筑設施以及出土奉獻物的個案分析,對神廟及其所在城市的區(qū)域定位與職能,尚未給予充分關注。基于此,本文將依托現(xiàn)有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以塔赫特-伊·桑金遺址的城市功能為研究切入點,深入考察其歷史脈絡,并從信仰和文化交融的角度,對該遺址的意義與重要性展開進一步探討。
一、塔赫特-伊·桑金的建城與歷史
塔赫特-伊·桑金遺址位于塔吉克斯坦科巴迪安?。↘obadian province)南部,阿姆河北部支流瓦赫什河(Wakhsh)右岸,恰好在瓦赫什河和噴赤河交界處附近。距離其東北方的阿伊·哈努姆遺址約100千米。全城呈不規(guī)則的南北向長條形(長約3000米,寬100~450米)分布,占地面積約0.83平方千米。其中,城市北部和南部尚存留一部分古代城墻,西側(cè)和東側(cè)為自然屏障,以山脊和阿姆河河岸為界。在城西山脊處,有一處墓地和一條通往特什克-托什(Teshik-tosh)的古道。1992年,考古學家曾在特什克-托什附近的特佩發(fā)現(xiàn)希臘化時期的陶器。又因為特什克-托什和塔赫特-伊·桑金城相距不遠,據(jù)此,有學者認為特什克-托什可能過去是塔赫特-伊·桑金城的農(nóng)耕區(qū)。此外,塔赫特-伊·桑金城以北郊區(qū)占地約0.2平方千米,范圍大致自北界城墻出發(fā)向北行1千米,至阿姆河支流瓦赫什河和古代奧楚斯河(Ochus,即噴赤河)的交匯處,方便鏈接沿岸的城市和村莊??v觀塔赫特-伊·桑金的城市布局,主要由居民生活區(qū)和奧克蘇斯河神廟區(qū)兩部分構(gòu)成,其中,奧克蘇斯河神廟位于城區(qū)中部偏北處,神廟四周筑有外墻(堡壘),將神廟與城市的其他部分隔離開來。
關于塔赫特-伊·桑金遺址的古代城市名和建城史,古代文獻的記載較少,近乎于無。因此,我們只能通過遺址內(nèi)的地層分析、建筑和出土文物的考古學定年,并結(jié)合古代作家記載中的零星片段,來追溯并進行嘗試性的構(gòu)建。在有文字可考的資料中,為數(shù)不多帶有銘文的實物均出土自城中的神廟。這些文物包括一尊帶有獻給奧克蘇斯河神西勒努斯-馬爾敘亞斯(Silenus-Marsyas)的小祭壇、印有獻祭文的陶制模具(殘件)和一個石碗的部分銘文(殘件)。這三件文物上的銘文都提到了“奧克蘇斯河河神”?;谶@些物證,考古學家認為這是一座獻給阿姆河神的廟宇。另外,根據(jù)發(fā)掘者德魯吉妮娜整理的11期陶器演變序列,其時間跨度大約從公元前5世紀晚期或前4世紀早期,一直延續(xù)到公元前2世紀下半葉,且結(jié)合地層的分析可知,城市人口的主要聚居時期集中在希臘化時代。換言之,雖然神廟的使用時間延續(xù)至公元3世紀,但該遺址其他區(qū)域的居住和使用周期只延續(xù)到公元前2世紀左右,即大約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晚期。
公元前329年,為了追捕殺死大流士三世的巴克特里亞總督貝蘇斯(Bessus),亞歷山大揮師深入巴克特里亞地區(qū)。在征服巴克特里亞后準備進軍印度時,他命令阿明塔斯(Amyntas)帶著3500騎兵和1萬步兵留守當?shù)?。另?jù)斯特拉波(Strabo)的記載,亞歷山大在巴克特里亞和索格狄亞那共建立了8座以他名字命名的亞歷山大里亞城。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猝然離世,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繼承者戰(zhàn)爭,塞琉古一世承繼了亞歷山大帝國在亞洲的疆域,巴克特里亞也自然劃入塞琉古王朝的統(tǒng)治范圍。塞琉古王朝在巴克特里亞及其相鄰地區(qū)所建的有名可據(jù)的城市有11座之多。不過,這些歷史記載并沒有提及一座帶有奧克蘇斯河神廟的城市,所以從文獻中去認定塔赫特-伊·桑金所對應的是哪一座亞歷山大里亞或是塞琉古王朝時期建立的某一座城市幾乎是不可能的。
對此,發(fā)掘者李特文斯基提出,奧克蘇斯河神廟的修建時間應該在公元前293年至前281年,也就是安條克一世被其父親塞琉古一世任命為共治王統(tǒng)治帝國東部時期。他的判定依據(jù)是在神廟中出土的6枚安條克一世的錢幣。而這一時期,也正是塞琉古王室早期參與東方事務更具歷史意義和富有思想創(chuàng)造性的時期。從古典文獻和考古資料角度看,東部行省定居點城防的修建和重建、殖民人口數(shù)量的增加還有農(nóng)業(yè)灌溉系統(tǒng)的擴張主要集中于這一時期。作為亞歷山大的后繼者之一,塞琉古一世也承襲了他的建城傳統(tǒng),但是大多城市都難以定位。而且從神廟規(guī)模和所需的建筑技藝復雜性來看,奧克蘇斯神廟修建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財力,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王室(或總督)主持和資助是難以完成的。遺憾的是,從古典作家對塞琉古早期建城情況的記載中,我們似乎很難找到和塔赫特-伊·桑金遺址相對應的城市。對此,拉賓(C. Rapin)認為,塔赫特-伊·桑金可能就是公元2世紀地理學家托勒密(Ptolemy)《地理志》中所記載的“?ξε??ανα”(奧克西亞那)。因為,“?ξε??ανα”為希臘語的復數(shù)中性名詞,所以并不像巴克特拉(Bactra)、馬拉坎達(Maracanda)等城市一樣,僅代指一座城市。“?ξε??ανα”所指應為塔赫特-伊·桑金及其神廟。這一觀點得到了其他學者的支持。那么,為什么塞琉古王室會在阿姆河沿岸選址,并建造以中亞伊朗人的信仰為中心的神廟和城市呢?
相關研究表明,希臘化時期中亞的新建城市大多建于阿黑門尼王朝時期原有城市的基礎上。不過結(jié)合現(xiàn)有的考古資料看,塔赫特-伊·桑金遺址在波斯時期是否有人居住還未能得到確定。發(fā)掘者提出一種假設,即在前希臘化時期,距瓦赫什河和噴赤河交匯不遠處可能存有一處舊神廟,至希臘化早期,因該神廟破敗,所以另覓新址建造。而奧克蘇斯河神廟就是為替代舊神廟而修建的。本文認為這一假設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且同時從古代城市選址的其他因素來看,便利的交通、充足的水源和一定的農(nóng)業(yè)基礎也十分重要。塔赫特-伊·桑金遺址臨阿姆河支流瓦赫什河而建,與噴赤河相通,通過噴赤河,還可進一步與東邊的科克查河(Kokcha)實現(xiàn)水路相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伊·哈努姆剛好位于阿姆河與其支流科克查河的交匯處,兩座城市的直線距離約100公里。在塔赫特-伊·桑金的周邊,還分布著位于瓦赫什右岸的塔赫特-伊·庫瓦德(Takht-i Kuvad)和其他定居點。此外,附近還有距城市不遠的廣袤綠洲,可為城市提供豐富的農(nóng)業(yè)資源。這些都滿足了新建城市選址的必備條件。
斯特拉波曾寫道,古代的阿姆河發(fā)源于印度的山脈,是亞細亞已知的最大河流,具備通航能力,這使得大量的印度商品經(jīng)阿姆河得以運往西方。從軍事征服的戰(zhàn)略布局角度來看,塔赫特-伊·桑金的地理位置顯得尤為關鍵。它不僅連接了阿姆河南北兩岸,而且控制了瓦赫什河谷東西側(cè)的交通要道,對于聯(lián)通印度與西方的貿(mào)易路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古代阿姆河流域的一個重要渡口。另外,在阿黑門尼王朝統(tǒng)治末期,中亞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來,阿姆河的守護神——奧克蘇斯河河神是當?shù)氐闹匾竦o之一。奧克蘇斯河神信仰在阿姆河流域廣泛流傳,有強大的信眾基礎。這一信仰在當?shù)氐氖⑿?,無疑吸引了王室的注意。塞琉古王朝巧妙地以重建(復原)舊神廟為契機,另覓新址,圍繞這一宗教中心,規(guī)劃并建立新城,促進了本土居民參與城市建設的積極性,是塞琉古王朝城市化運動中的一項創(chuàng)新舉措。而且,對于塞琉古王室而言,尊重并參與當?shù)氐淖诮绦叛龊蛢x式也是王室參與政治、鞏固疆土的一種統(tǒng)治手段。所以他們愿意主持并出資興建神廟以加強對當?shù)氐慕y(tǒng)治。直至希臘-巴克特里亞人統(tǒng)治時期,塔赫特-伊·桑金仍然是王國內(nèi)的一座重要城市和宗教中心。
綜合上述分析,塔赫特-伊·桑金遺址很可能是舊奧克蘇斯河神廟的中間地點,由塞琉古王室出資重建。這座城市以阿姆河神廟為中心,圍繞其展開建設,主要功能是作為宗教中心,促進該地區(qū)信仰和文化的傳播。同時,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塔赫特-伊·桑金不僅成為希臘化王國統(tǒng)治的一個重要據(jù)點,還因其戰(zhàn)略位置成為貨物集散的重要渡口。奧克蘇斯河神廟作為城市的中心,不僅在宗教上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希臘化時期阿姆河流域內(nèi)城市與文化交流的中心。
二、奧克蘇斯河神廟的建筑和出土文物(奉獻物)所見的東西方元素
奧克蘇斯神廟是塔赫特-伊·桑金城最核心也是最具研究價值的建筑實體。神廟由四周封閉外墻(堡壘)和中心神廟構(gòu)成,建于人為筑成的高地之上,與周邊地形高度差為10米。外墻和神廟以東西向為軸線對稱分布,占地面積約4.6萬平方米。自西向東俯瞰,中心神廟(51米×51米)部分呈“凸”字形。神廟中心部分為一間邊長12米的正方形中央大廳,4根立柱居于大廳正中。在大廳的西、北和南側(cè)三面由“L”型走廊包圍。其中,中央大廳南北兩側(cè)各有一小門與廊道相通。大廳的入口處位于東側(cè)居中位置,通往神廟的前廳(eyvan)。神廟前廳有8根立柱,分前后兩排,每排各4根排列,前廳東側(cè)無墻體圍合,直接面向前方開闊的庭院(temenos)。此外,前廳的左右兩側(cè)突出的建筑對稱分布,兩側(cè)各有一小門通往兩室套間和走廊。
奧克蘇斯河神廟的布局嚴格遵循幾何對稱的設計原則。通過分析建造技術(shù),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建筑在設計和施工上都嚴格遵循了東方傳統(tǒng),特別是阿黑門尼王朝疆域東部地區(qū)的建筑特色。
不過,神廟內(nèi)部的某些設計細節(jié),也展現(xiàn)了與希臘建筑元素的巧妙融合,尤其是神廟內(nèi)的柱子。首先,柱子的雙層基座、桶狀的柱腳以及圓盤形的柱底線條,均體現(xiàn)了阿黑門尼王朝的傳統(tǒng)風格。而柱頭部分則是典型的希臘愛奧尼亞(Ionic)式樣。這種設計獨特的柱子,是典型的波斯和希臘風格的融合體。此外,還有分別安置于庭院兩側(cè)的一對希臘式方形祭壇,兩座祭壇相距約30米,以中心為軸對稱分布,形狀大致一樣。安裝祭壇的石塊上刻有按順序排列的希臘字母θ、ι、κ、λ、μ、ν和ξ,是石匠在采石場所作的標記。這兩座希臘式祭壇,大約建于公元前3世紀末至前2世紀初,并非和神廟初始建設同步,而是后面增設。根據(jù)史料的記載,當時的統(tǒng)治者是希臘-巴克特里亞國王歐泰德姆斯一世(Euthydemus I),他可能是來自小亞的馬格尼西亞人(Magnesian),也是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第三位國王。在前三位國王治下的半個世紀里,巴克特里亞王國的疆域僅限于興都庫什山以北,不過也正是在此期間,王國鞏固了其地位,并依靠富饒的國土強大起來,尤其是在巴克特里亞。神廟內(nèi)兩座希臘式祭壇,很可能是在國王歐泰德姆斯一世授意下由工匠增設,目的是為了強化他的統(tǒng)治地位,并凸顯自身的希臘身份。
總的來說,奧克蘇斯河神廟的建筑風格以東方式為主。考慮到氣候、資源和建筑材料等要素,中亞和地中海地區(qū)的差異顯而易見,本土的建筑風格無疑更契合當?shù)鼐用竦男枨蠛蛯徝?。但由于城市和神廟畢竟處于希臘人王國的統(tǒng)治之下,神廟內(nèi)有意識地融入希臘元素,也是合情合理的。
除建筑外,神廟內(nèi)發(fā)現(xiàn)的8000多件出土文物(大多數(shù)為奉獻物)更為我們提供了大量希臘文化與當?shù)匚幕蝗诘睦C。相較于明顯的東方風格的建筑,伊朗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大量帶有希臘元素圖像的工藝品。據(jù)此,學者認為希臘化時期伊朗東西部的藝術(shù)基本全是希臘風格,這種情況同樣也適用于希臘-巴克特里亞城市地區(qū)的藝術(shù)。
其中,在奧克蘇斯河神廟的發(fā)掘中,出土了一批象牙奉獻物,總計13件。這些文物中,約有一半描繪了與古希臘神話相關的場景。由于篇幅限制,本節(jié)僅選取幾件代表性的象牙奉獻物進行詳細討論。
首先是一件描繪希臘神話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和阿凱洛斯(Achelous)河神搏斗的浮雕。這件浮雕裝飾在一把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雙刃劍(xiphos)的象牙劍柄上,保留下來的部分約7.1厘米。劍柄的頂端飾有精美的阿坎突斯葉(Acanthus)圖案。在象牙浮雕上,赫拉克勒斯的造型和肌肉線條刻畫得栩栩如生。他身披獅皮,一手揮舞木棒,另一只手抓住阿凱洛斯的頭皮,左腳踩在阿凱洛斯的大腿上,十分英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阿凱洛斯的形象,他身形矮小,左膝單跪在地,左手試圖掙脫赫拉克勒斯的控制。阿凱洛斯河是古希臘的一條重要的河流,在斯特拉波的《地理學》中多次被提到。在古希臘神話中,阿凱洛斯河神有公牛、蛇和牛頭人神三種化身。他曾向埃托利亞的卡里頓(Calydon)國王俄紐斯(Oenues)之女得伊阿尼拉(De?aneira)求婚。赫拉克勒斯(Heracles)為追求伊阿尼拉與阿凱洛斯展開競爭,最終后者因不敵而失敗。這件浮雕所描繪的就是上述場景。
繼亞歷山大東征后,赫拉克勒斯的崇拜也隨之擴散到巴克特里亞地區(qū)。赫拉克勒斯的形象首先是見于亞歷山大東征期間發(fā)行的錢幣上,隨著亞歷山大遠征的推進和帝國疆域的擴大,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和故事,也逐漸向東傳播。因此在巴克特里亞地區(qū)發(fā)現(xiàn)與赫拉克勒斯相關的藝術(shù)品并不稀奇,但選擇赫拉克勒斯與阿凱洛斯搏斗作為題材的藝術(shù)品并不多見。從功能上看,這件象牙浮雕是用于宗教祭祀,作為獻給奧克蘇斯河河神的武器奉獻物。
另一件是裝飾在微型弧形長刀(Machaira)鞘口前段的象牙浮雕(殘件)。這件浮雕作品刻畫的是亞歷山大-赫拉克勒斯半身像的造型。浮雕所示是亞歷山大年輕時期的樣貌,他的面部微微向左側(cè),頭戴標志性的獅頭盔,獅皮的一部分和獅爪耷拉在他的左肩。這是亞歷山大被神化為赫拉克勒斯的經(jīng)典造型。學者通過比對不同時期流通的錢幣、雕塑等文物上出現(xiàn)的亞歷山大形象,將這件浮雕定年在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大被神化的形象在希臘化時期的藝術(shù)作品中并不罕見,尤其是他化身為赫拉克勒斯的多種變體和類型。然而,對于塔赫特-伊·桑金所發(fā)現(xiàn)的這件亞歷山大-赫拉克勒斯作品的原型,我們并不知曉。這件作品展現(xiàn)了早期希臘主義理想化藝術(shù)的特征,也是希臘-巴克特里亞時期亞歷山大肖像藝術(shù)的代表之一。
還有一件精美的出土文物是刻在刀鞘上的象牙浮雕,這件浮雕的制作年份不早于公元前2世紀,其上飾有一位女性河神的形象。浮雕上的女神造型十分獨特,她背生雙翼,有魚尾,下肢呈現(xiàn)為馬的前蹄,融合了多種生物的造型。女神的右手舉著一圓形物體(貝殼、蘋果或石頭),左手握槳。這件象牙雕被認為是海馬(Hippocamp)或海洋肯陶耳(Ichthycenraur)的變體。這一形象在公元1世紀從黎巴嫩到阿富汗和印度均有發(fā)現(xiàn),是犍陀羅藝術(shù)中最廣為流傳的圖案之一。該作品為公元前2世紀的巴克特里亞地區(qū)提供了這種混合風格的希臘化(藝術(shù))的原型,這一造型明顯演化成了奧克蘇斯河河神的伴侶寧芙女神(nymph)的形象。
除象牙浮雕外,在中央大廳和廊道的祭祀坑中發(fā)現(xiàn)的眾多奉獻物中,最有名的莫過于一尊西勒努斯-馬爾敘亞斯(Marsyas the Silenus)的小祭壇。這尊造于公元前2世紀上半葉的小祭壇由石制底座和上方的青銅小雕塑構(gòu)成。其中,底座由高7~8厘米石灰石制成,上方的小雕塑是禿頂、蓄胡且大腹便便的西勒努斯-馬爾敘亞斯吹著雙笛(aulos)的造型。底座上,刻著4行希臘語銘文:
Ε?χ?ν
?νε?θηκε?ν
?τροσωκη?
?ξωι
意為:[履行]誓言,阿特羅索克斯將[這]獻給阿姆河神廟。
從這段銘文中,我們可以得知,這尊小雕塑的獻祭者是一位名叫阿特羅索克斯(?τροσωκη?)的伊朗人或者巴克特里亞人(可能為希臘-巴克特里亞混血人種)。不過,獻給奧克蘇斯河河神的小雕塑上,為什么會有西勒努斯-馬爾敘亞斯吹奏雙笛的形象呢?他與奧克蘇斯河神是什么關系呢?馬爾敘亞斯原本為小亞弗里吉亞人的河流之神,希臘人豐富并擴展了弗里吉亞人關于馬爾敘亞斯的故事,賦予他酒神狄奧尼蘇斯導師西勒努斯的形象。而同時,馬爾敘亞斯河也是安托利亞伊德利亞斯地區(qū)邁安德河的一條支流。該河的命名與古希臘神話中馬爾敘亞斯和阿波羅競技的地方有關。伯爾納認為,馬爾敘亞斯形象在奧克蘇斯河神廟出現(xiàn),可能和來自邁安德河谷的希臘愛奧尼亞移民有關。他們身處異鄉(xiāng),由奧克蘇斯河聯(lián)想到了家鄉(xiāng)的邁安德河(Meander),并由此把這兩條河相聯(lián)系。這種分析不無道理。在阿伊·哈努姆遺址中出土的各類文物中,可以找到約15個希臘人名。其中,部分人名可能是居住在巴克特里亞希臘裔移民。這些希臘裔移民的家族很多來自小亞地區(qū),尤其是邁安德河流域。如前文提及的希臘-巴克特里亞國王歐泰德姆斯一世,他的家族是從馬格尼西亞的邁安德隆城(Megnesia ad Meandrum)遷來的。皮奇科揚也認同這一觀點,他進一步解釋了邁安德河和奧克蘇斯河的相似性。他還特別提到,兩河河岸種植的蘆葦,可用于制作蘆笛。這也與馬爾敘亞斯吹奏的樂器相關。伯爾納和皮奇科揚的觀點都為古希臘神話元素在巴克特拉里亞的傳播提供了溯源解釋。
顯然,希臘神話無疑為巴克特里亞藝術(shù)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的靈感源泉。由于在特定文化上的相似性,巴克特里亞人對希臘文化表現(xiàn)出了濃厚的興趣。從文化接受的角度看,盡管奧克蘇斯河神廟中充滿了希臘風格的藝術(shù)品,但這并不表示希臘文化對當?shù)剡M行了強勢的滲透。相反,是希臘神話中反映家鄉(xiāng)故土記憶的元素,與巴克特里亞人的生活經(jīng)驗和情感產(chǎn)生共鳴的元素,使得希臘文化更容易被當?shù)厣鐣邮?,并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巴克特里亞的神廟里,希臘人得以參與其中,與本土文化實現(xiàn)了和諧共生。
除了典型的波斯和希臘風格的奉獻物外,神廟中也發(fā)現(xiàn)了帶有斯基泰和印度風格的奉獻物。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兩件劍柄,它們展現(xiàn)了獨特的斯基泰-西伯利亞“動物風格”。其中一件黃金劍柄上有3只激烈搏斗的豹子。而另一件是由玉石制成,呈現(xiàn)“狼-龍”的形狀,這也是“動物風格”中常見的圖案。瑞秋·伍德提出,這些物品是否作為戰(zhàn)利品的一部分被供奉于神廟的,或者它們是通過貿(mào)易而獲得的。很顯然,制作這些帶有野獸圖案工藝品的工匠明顯受到游牧部落文化的影響,這是否也暗示了工匠在游牧民族和定居文明間的遷移和社會活動?
此外,在眾多奉獻物中,有一件帶有雕刻圖案的圓柱體被學者認為是來自印度。這件圓柱體物件可能原本是家具、權(quán)杖或者鏡子的一部分。其上雕刻的圖案呈現(xiàn)的是一個完整的情景,包括3個人和兩棵樹。畫面中,右側(cè)的人物一手持容器,另一只手正在將一個不明物體放置在地上,他的頭頂上方盤踞著一條蛇;中間的人物牽著馬的韁繩,他的頭頂上放置一個大型容器;左側(cè)的人物與中間的牽馬人同向而行,他的手里也拿著一個容器。
發(fā)掘者皮奇科揚將這一場景解讀為美索不達米亞的獻祭儀式。不過,拉賓對此有不同意見,他認為不論是從人物塑造的風格,還是人物穿著的服飾來看,都不符合美索不達米亞的藝術(shù)傳統(tǒng)。相反,他認為這件作品從視覺表現(xiàn)上更貼近古印度藝術(shù),運用了透視的原理,大約創(chuàng)作于公元前2世紀或公元前1世紀。對于這件來自印度的奉獻物,拉賓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假設,他推測可能是某位游歷印度的希臘人將其獻祭給了神廟。
盡管拉賓的觀點僅停留在推測層面,但無論這件來自印度的工藝品是由誰供奉給神廟的,從物品流通的角度來看,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塔克赫特-伊·桑金宗教中心的地位,能夠吸引來自各地的信徒前來朝圣和獻祭。